工作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的一位研究员照例打开了工作邮箱，映入眼帘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刊》（以下简称《院刊》）推送的2021年3期目次。他向来通过这个“思想库”汲取科技信息和智慧。
谈到中国的科学思想库，无论是研究其历史沿革及发展，还是探讨传播效能和影响力，都无法绕开《院刊》。在如何做好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上，《院刊》用十余年时间书写了一份答卷。
2005年，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第三期启动之际，《院刊》有了新定位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我国之前尚无“科学思想库”类期刊，没有经验可借鉴。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16年过去了，《院刊》真正做成了“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尤其是2016年以来，随着中国科学院被列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院刊》作为中国科学院高端智库的“名片”，愈加闪亮。
“中国科学院坚持全院办《院刊》的原则，从编委会、人员、资金、办刊资源等各方面全面加强《院刊》的办刊能力。”《院刊》执行副主编杨柳春介绍。
《院刊》转型之际，由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担任主编。彼时，她不仅与时俱进地明确了“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的新定位，而且十分支持并呼吁其他编委支持《院刊》，使《院刊》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目前，正在任期的第六届编委会，由两院院士、国内外战略科学家、相关科研院所领导、院机关业务局负责人等50余人组成，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担任主编。
“此前，《院刊》主编通常由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担任，从2017年2月第六届编委会成立开始，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担任主编，足见对《院刊》的重视和支持。”杨柳春说。
为《院刊》撰写卷首语、序言、文章，参加相关活动，无不尽心。例如，任期内他在《院刊》上发表了《中国科学院70年：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与发展的思考》《准确把握深刻理解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三步走”战略的基本内涵》《科技赋能扶贫 创新成就梦想》等多篇文章。
编委会是《院刊》的坚强后盾。编辑部只要找到编委，编委们总是积极热情地回应或帮编辑部解决困难。有的编委尤为严格认真，高水准的审稿意见提升了文章的政策性和影响力；有的编委为《院刊》的媒体融合拓展出谋划策，使《院刊》快速建立了媒体传播矩阵；有的编委在帮助《院刊》策划、审稿的同时，还向编委会推荐高层次的编委；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际，一位身在北京的编委，亲人在武汉，尽管忧心不已，却依然为《院刊》“智库战疫”坚守职责
杨柳春表示，编委整体层次高、覆盖面较广，与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要求基本一致，在内容选题及办刊方向指导上极大加强了《院刊》的力量。“正是有了编委会强有力的支持，才形成了《院刊》发展的良好生态。”
同时，《院刊》还拥有一支年轻、有活力的编辑团队，“学习型组织、研究型编辑、创造性劳动”是他们的标签。
“不能被时代甩下来，更要与科学院相匹配。这是我们的信念和责任所在。”杨柳春说，“《院刊》选题多由编辑部提出，所以必须培养团队对国家政策、科技信息的敏锐度，提升选题策划的高度与深度。”
在这样的氛围感染下，编辑每天都需提升自己。“请进来、走出去”成为团队学习的常态：不定期邀请院士专家、传媒界大咖、商业精英等来编辑部传道授业；深入高校科研单位一线，与专家学者交朋友，问道“思想者”做国家科学思想库，自己要“心中有丘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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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是期刊的灵魂，选题策划就是内容的“编剧”和“导演”。围绕国家战略、中国科学院战略部署以及科学界的共同关切，《院刊》策划了一系列重大选题，以此体现“国家使命，科学担当”的价值理念。
秉持深厚的科学积累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一大批科学家在《院刊》上发表了关于科学发展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文章，在不同时期为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国家宏观战略与决策的制定发挥了导向和支撑作用。
例如，在把握科技战略方向方面，《院刊》先后刊发多位领导和院士专家的重要文章，为我国科技发展方向把脉指路；在学科发展战略方面，组织策划“脑科学与类脑智能”“科学大数据发展战略”“合成生物学”等几十个重要专题。
主编在2020年《院刊》卷首语中写道：“近年来，我们策划出版重大选题近百个，广泛覆盖了科技领域的各个方面，每个专题、专刊基本都是由我国该领域的领衔科学家或院士指导推进，从学科发展战略、科学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进行了报道，得到了科技界和国家相关决策者及相关部委、部门的好评，在国内科技智库期刊领域处于领跑。”
杨柳春解释说，“选题方向把握得好、系统性强，才能让领域带头人愿意在这个平台发声。我们平台的科学性、思想性、战略性提升，又吸引更多、更好的科学内容和专家思想汇聚，如此良性循环、正向发展。”
比如，“一带一路建设对策研究”专题和“科学的春天40年”专刊分别于2017年、2018年入选由中宣部出版局指导的“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且《院刊》为当年唯一入选的科技期刊。
“智库战疫”专栏的17篇文章，在《院刊》官方网站和中国知网上两个月的下载量为43660次；微信公众号“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年2月10日至3月5日的阅读次数达258720次；在学习强国平台上，总阅读量达333830次。以此为代表的“品牌产品”，彰显了《院刊》作为智库媒体的策划与传播能力。
《院刊》围绕国家重大战略方向，平均每期约稿、组稿约占发文量的80%以上。这些稿件却并非“召之即来，来之即登”。“每一个选题都要找编委、科学家探讨，面对面交流、点对点约稿，用3~6个月时间打磨。”杨柳春说。
编辑“死磕”到底，把作者都弄“急”了，甚至作者有时还需要重写。无论谁的稿件，都必须经过双盲审，即使在“智库战疫”专栏文章每天都发布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经专家审理后，约稿仅有90%的录用率，而自主来稿更是百里挑一。
2017年以来，《院刊》又有了创新着力打造国家高端科技智库的多元化传播平台，形成纸刊、论坛、新媒体、科技决策参考、战略决策咨询“五位一体”的发展模式。
“有影响力才是好智库期刊。但我们不把影响因子作为目标，而是用影响决策和引领公众的思想产品为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服务。”在杨柳春看来，这是期刊“术”与“道”的区别。
一直以来，《院刊》背靠中国科学院、面向科技界，建立了自己的谱系。当下，用市场思维做科技期刊，眼光向外，互相搭台。《院刊》主动向互联网汇集、向移动端倾斜，让原本分散在“网下”的力量进军“网上”，挺进新兴传播阵地，争取更多的信息主动权和主导权。
利用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平台、邮件推送《院刊》，推送对象包括科技决策层、管理层、科研人员、高校教师等在内的40多万用户；
2019年，《院刊》主动联系学习强国，申请开通自己的学习强国号。这是所有强国号中第39个开通的，同时是科技媒体中的第一个；
《院刊》与新华社共同举办“国策论坛”，如“荒漠化防治与绿色高质量发展2020年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在中国”直播活动，160万人异地同频观看；
近期又与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联合出品了图文、视频节目“闳议”
这些使得《院刊》拥有了纸刊、网站、微信、微博、音频、视频全谱系的传播形态。
“大家觉得中文期刊不好做。但这是最好的时代，只要做就有空间。前提是思路要转变，模式要转型。”杨柳春认为。
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院刊》意识到，必须快速反应、主动作为，以最快的速度将专家的权威声音传播出去，以对冲社会上泛在的信息。此时稿件平均加工时间仅6天，平均出版周期仅27天，对录用文章采取网络优先出版，并利用新媒体传播矩阵第一时间在PC端和移动端发布内容。
“从影响核心受众到向社会公众传播科学思想，畅通的多元化、立体化传播渠道成为《院刊》第一时间发声的有效保证，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增强了智库应急成果思想产品的时效性，延长了信息生命周期，扩展了内容的影响广度和深度。”杨柳春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通过对外合作打造传播矩阵的过程中，一般都是由《院刊》出理念、出思想，构建“内核”。这源自编辑部在重大选题策划、采访力量、稿件资源及传播平台等资源整合上统筹管理，形成了“一次采编、多种产品、多元传播”的工作格局。
“团队每个人的潜力都被挖掘出来，提出的意见能得到尊重和肯定，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拿出一件件精品。与此同时，我们侧重把每个人的长板发挥到最好。”杨柳春说。
未来，《院刊》将围绕“战略有高度、思想有深度、内容有广度、传播有速度、服务有温度”打造“五有”期刊，继续行进在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征程中。
《中国科学院院刊》创办于1986年，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主办的高端智库类期刊。2017年获“全国百强报刊”称号。20182020年，在中国知网统计期刊影响因子中，连续3年在同类期刊中复合影响因子排名第一；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同类期刊影响因子排名分别为第三、第二、第一；在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数据库同类期刊影响因子排名分别为第二、第一、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