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是“吴宝康课程思政名师工作室”与中国网民大学本科课程思政专项教改重点项目的思政成果
小闻：小察小察，中国档案服务业年度高峰论坛将于4月13日在广西南宁举办，你了解档案服务业相关理论和实践吗？
小察：我记得新版《档案法》明确提出“地方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档案事业的发展”，构成我国档案服务业健康发展的法理基础。调研发现，档案服务业企业作为社会力量，已经越来越多地通过外包方式参与到档案工作中。
小闻：档案服务外包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管理成本，而且有助于实现档案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整体推动我国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但随着档案服务外包实践的拓深，如何加强档案服务外包监管逐渐成为档案服务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外包（outsourcing）：某一机构将原本由自身承担的部分业务剥离出来，以合同方式委托给其他机构完成，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行为。
⭐档案服务外包(archives service outsourcing)：某一机构将不属于地方法律法规限制范围内的档案，外包给其他机构进行管理，委托其为本机构提供档案整理、数字化、寄存、管理咨询、开发利用、销毁等服务的行为。
⭐档案服务外包工作主体：档案服务外包工作中主要涉及发包方、承包方、第三方机构和监管机构四类主体，各主体之间的联系如下图所示。
⭐第三方机构（third-party organization）:发包方、承包方之外的,为发包方提供中介、咨询、招标、监理及其他服务，或对承包方的资质或服务能力进行评价、认证的独立的非政府机构。
⭐监管机构（regulatory authority）：对档案服务外包工作中发包方、承包方、第三方机构等相关主体的行为依法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的机构。
⭐档案服务外包（安全）监管（security supervision of archives service outsourcing）：是“依托行政力量对档案服务外包进行监督和管制的特殊活动，旨在通过多主体参与、强制性制约、全过程预防和及时性反馈确保委托方的档案安全”[1]。
(术语和图片来源： DA/T 68—2017《档案服务外包工作规范 第一部分：总则》）
在地方档案局官网、中国档案资讯网、中国档案网以“档案服务企业”“档案服务外包”“档案中介服务”为关键词，调研梳理《档案服务外包工作规范》尤其是《“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实施以来我国档案服务外包监管相关新闻，通过分析典型事发（表1）可以“以点带面”归纳总结当前我国档案服务外包监管的现实特点。
细析上述档案服务外包监管实践，可以大致归纳当前我国档案服务外包监管的特点：
其一，监管主体呈现“一核多元”趋势，逐步探索联合监管机制。档案服务外包涉及发包方、承包方、第三方监理机构、外包监管机构等主体，前三个主体皆属档案服务外包的监管范畴，因而需要借力探索联合监管工作机制。上述实例中，不少档案机构已然开始联合多方力量开展档案服务外包监管工作，如湖州市南浔区档案局牵头联合财政、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部门对辖区内入围档案服务的政府采购定点单位，进行基本信息采集和实地走访调研，建立供需联系数据库，实行动态监测，重点对入库中介规范化运作进行监管。档案服务监管主体在联合监管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一核多元”的趋势。
其二，监管方式兼顾监督、指导和检查，强化档案服务外包监管规范性。《档案服务外包工作规范》对监管机构的职能要求包括对档案服务外包工作中发包方、承包方、第三方机构等相关主体的行为依法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其构成档案服务外包监管机构优化、完善监管方式的立足点。实践调研表明，当前档案服务外包监管方式兼顾主体职责监督、档案服务外包培训指导及档案服务外包安全检查等方面，如广州黄埔区档案局召开档案中介服务机构交流培训会以强化对档案服务外包机构的科学引导、北京东城区档案局对发包单位和承包企业开展重点专项检查、浙江南浔区档案局对档案服务企业实行动态监测、重庆市档案局制定档案服务企业检查清单、贵州省档案局构建档案服务外包工作备案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浙江省温岭市将执法检查在掌上执法平台进行全程记录并及时在网上公布等。虽然不同区域监管方式不尽一致，但档案服务外包监管整体规范性不断加强。
其三，监管内容逐渐明确，实现档案服务外包全方位全过程监管。当前档案服务外包监管主要聚焦“档案信息和实体安全”，将档案服务外包机构资质许可、合同规范、流程记录、档案安全制度和实施、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设备设施和管理措施落实情况等均纳入档案服务外包监管范畴。除针对不同主体的分类监管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档案服务外包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监管，有利于提升档案服务外包监管的科学性。
其四，监管保障日臻完善，推进档案服务外包依法监管。配套档案法规制度建设是落实档案服务外包监管的保障，有助于档案服务外包监管工作有法可依。上述档案服务外包监管实例表明，我国档案服务外包监管机构在遵照《档案法》《“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和档案服务外包系列规范基础上，纷纷制定区域档案服务外包监管制度，为档案服务外包监管提供法制保障。
档案服务外包监管与档案资源、档案利用和档案安全建设成效密切相关。文献调研发现，当前我国档案服务外包研究大多聚焦政策法规建设[2]和解读、档案服务外包发展调研[3][4]、档案外包服务企业人员胜任力[5]、档案服务外包监理[6][7]、档案保管外包服务评估等。然而仅有少数文献直接关注“档案外包安全监管”[8][9]的系统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言，随着《档案服务外包工作规范》（DA/T68—2017）的实施，“档案服务外包行业已经从增量以满足市场需求的扩张阶段向提质以规范行业发展的时尚阶段转变”[10]，档案服务行业“何以提质”这一问题必然离不开对档案服务外包的监管。
截至2023年4月15日，在“企查查平台”我国档案服务官方备案企业已达420510家，蓬勃发展的档案服务行业通过档案服务外包的形式为各级档案机构与各类企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工作提供了充足的帮助。在此背景下，调研分析档案服务外包监管的实践特点，有助于思考未竟之处，进而深化档案服务外包监管理论研究，为规范社会力量参与档案事业提供参考。结合现有政策法规、文献和实践分析，今后我国档案服务外包监管可能需要进一步关注以下几点问题：
一是系统提升档案服务外包监管站位。需要档案主管部门既从总体地方安全观视角认识档案服务外包监管的重要性，确保从业人员政治过关、机构资质真实可靠，保障档案实体和信息绝对安全；又从地方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视角提升档案服务外包监管的站位，将档案服务外包监管纳入常态化档案行政执法监督清单，实现档案服务外包监管的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
二是加快制定档案服务外包监管专项法规。尽管《档案法》《“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提出鼓励、支持、引导档案服务企业作为社会力量参与档案事业，《档案服务外包工作规范》亦为档案服务外包各主体提供了行动指南，但整体而言相关规定更多是对档案服务外包行为应然的规范指引，而针对其未然行为的监管指向性较弱。比如档案服务外包监管主体职责、方式方法、目标成效等基本内容仍不明晰，或导致档案服务外包监管过度依赖主观判断，影响档案服务业整体智治目标的实现。
三是借力技术赋能档案服务外包监管升级。一方面，创新探索“互联网+监管”档案服务外包监管新模式，依托互联网建立档案服务外包主体联系机制，实现档案服务外包工作在线监督监管；另一方面，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利用网络数据库平台共享监管信息，增强档案服务外包监管的动态性，既节约档案服务外包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又提升档案服务外包监管时效性和准确性。
[2] 徐拥军,陈嘉男.我国档案管理服务外包法规标准建设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5 (3):75-79.
[4] 任琼辉.银行档案服务外包的调研分析与发展建议——以地方开发银行为例[J].档案学研究,2023(2):73-79.
[5] 李海涛,张海枫.档案外包服务企业人员胜任力模型构建探析[J].档案学通讯,2023 (6):36-44.
[6] 徐拥军,李孟秋.关于制定《档案服务外包项目监理工作规范》的设想[J].档案与建设,2023 (3):4-7.
[7] 徐诗成,吴伟刚.档案服务外包项目监理模型的构建[J].档案与建设,2023(3):8-11.
[10] 张帆,朱令俊,张弛.机构改革背景下档案服务外包行业的四个主体及其联系研究[J].档案学研究,2023 (2):43-50.麻将胡了最新官方版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