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新闻学者对当代新闻特征的研究，突破了旧知识的书卷气，摆脱了对新闻浅层认识的局限。作为媒体的常规与核心报道，新闻具有机构性、指称性、场域性和公共性四个深层特征，这是权力与资本支配关系作用于媒体和受众的结果。
传统新闻理论认为，新闻是事实的报道，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和时效性，从20世纪末，西方学者对新闻这四个浅层特征做了深化和补充，在更高层次上做出阐释。美国学者M?舒德森在1996年提出，新闻作为现代公共意识的代表者、携载者、解释者和创造者，已成为制度化的竞争商品，是公共福祉的呼唤者。[1]这一观点激发了西方新闻学者对新闻特征的研究兴趣。1997年，几十位学者和记者先后汇集在哈佛和剑桥大学，对当代新闻的属性与特征进行了研讨。他们指出：“新闻究竟是广告？娱乐？电子商务？宣传？网络新闻集成商？还是上述事物的新混合体？”B?科瓦奇和T?罗森斯蒂尔得出的结论是：“新闻正变成娱乐和娱乐化”， “独立新闻将被流言和伪装的商业精神所代替”，新闻的基本原则应是“向人民传递获得自由和自治所需的信息……鼓励公民参与公共生活。”[2]3许多学者得出结论认为，当代新闻具有机构性、指称性、场域性和公共性，这是新闻不同于其他传播形式的深层特征。
新闻不是记者个人的发现，而是媒体同社会机构合作的产物，带有机构的思想痕迹。机构性是新闻的显著特征。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者B?罗斯科曾指出：“新闻具有双重本质。首先，新闻是一种社会产物（social producte），其内容反映的是孕育新闻的社会现实。其次，新闻也是某个社会组织的产物（orgenizational product），是专门从事搜集、传播新闻的专业机构制作出来的成品。这两个相互影响和交互作用的因素，使新闻具有社会性。”[3]
到80年代，G?塔奇曼明确指出：“新闻从根本上说具有机构的属性。首先，新闻是向消费者发布信息的机构方式，消费者购买报纸是想看漫画或玩桥牌，想了解天气预报，想知道影院上映的片目，想了解社会生活中各种天灾人祸、风云变故。第二，新闻是合法机构联合制作的，国务卿可以在媒体上散布某种观点，‘普通’人则无法办到。‘普通’公民也不像有合法地位的政界人士和官员们那样，有权力把自己对新闻的态度变为公共政策和公共计划。第三，新闻是以组织方式进行工作的专业人员采制和传播的。所以，新闻必然是新闻工作者通过机构程序并遵循机构规范而制作的产品。”[4]
社会机构向记者提供新闻素材，对媒体的采写编发生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诱导，使新闻成为媒体和社会机构两个系统合作的结晶。正如美国学者H?甘斯所说：“记者从行政机构获知新闻事件时，这一事件已经带有行政机构作用的痕迹。记者对事件的加工，新闻叙事的形式，都源自行政机构和新闻媒体的看法，使新闻形成统一标准的作品，而行政机构则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可靠的、可预测的、甚至事先预定的新闻原料。”[5]L?西加尔认为，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机构中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记者难以脱离社会权势组织掌握的社会情况，新闻制作流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官僚机构的支配。”[6]
这样，“久而久之，记者变成政治机制的一部分（即使只扮演边缘的角色）。他的报道有选择性，有时有意地选择，但大多数是不能不选择。记者对采访对象所知渐多，不可避免地影响自己的判断：形成喜恶，或与政治圈产生认同，常常会略去‘不恰当’的内容，帮助那些他认为应该获得重视的人或事加以报道。”[7]不言而喻，记者被社会机构逐渐“染色”，思想慢慢机构化，新闻不可避免地也被机构化了。
新闻的指称性作为其重要特征，是说新闻都隐含特定的客观指向，尽管记者有时并不直接将它说出来。正如盖伊·塔奇曼指出的：“新闻报道则经常具有指称性，也就是说新闻从制作的语境中脱离了出来，这一特征见之于对事实的客观化。记者会引用某个消息源，但不会说明某个问题何以引出消息提供者的答案；记者会认可一个事实，但不会解释这个事实如何成为毫无疑问的细节。新闻的指称性既包含其非历史性，也包含其具体的逻辑性，是新闻工作者坚持不懈地拒绝仅仅在他们经历的时代语境中提供新闻，而应在对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相互关系中进行分析。”[8]181
显示出某种意旨，揭示同事件相关的某种思想，或对现实作出暗示，或显露新闻事实固有的意义（内在逻辑），让受众察觉到新闻的思想象征，是新闻指称性的全部含义。正如舒德森所说“新闻的决定因素在于思想和象征之间的联系”。[9]在芬兰学者L.阿拉苏塔里看来，新闻题材反映了现代文化意指和文化价值，对新闻的文化理解和文化实践是认识新闻形式和内容的关键因素，因为新闻的指称离不开文化，也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10]新闻通过对事件特殊细节和某些特征性事实的选择，帮助公众形成对事件的理解。“以一场暴乱的报道为例，通过报道参与人数、死伤人数、财产损失、结果与进展(一人被捕，随后一群暴徒聚集在警察局)，把原本一个无组织的偶然事件转变成一个公共事件和公众关心的暴乱，形成对所有暴乱的一般特征的概念。”“依据新闻数据而没有考虑事件的其他内容，正是社会学家考察社会暴乱实际运用的新闻的指称性。”[8]179
政治新闻的指称性不仅明显，而且具有普遍性，因为政治新闻无论在感性或理性层面一旦引起人们的注意，都以一个或一些关键词、观点或主题开始，让人们思考政治客体（政治问题、事件或政治人物）究竟是什么，有什么意义，推想与此相关的事务或发展结果。美国学者贝内特认为：“政治主题和口号推动人们对某一局势发挥自己的想象。一种形象的产生并非毫无基础，它是人类思维在政治信息作用下的产物，具有暗示性的象征意义。一个形象的象征意义一旦非常单一和抽象，并缺乏必要的细节，人们就会添加自己的理解，使它线]
许多记者利用新闻的这一特征，隐蔽地把某种意指加入新闻叙事，强化新闻的指称性。正如英国学者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Nicholas Abercrombie）指出：“电视新闻有取有舍。它收进某些观点和信息，并加以突出；同时，它又排除其他的、或许是相反的观点，并以此挡住观众的视线。这一过程是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发生的。最为重要的是，新闻明确了问题，决定哪些是重要的，并根据哪些新闻价值来安排内容的播报。”[12]74也有学者认为，记者在写作中并没有意识到选择不同的事实、使用不同的词汇说明他们的态度与观点，好像无意识地赋予新闻的指称性。赫伯特·甘斯写道：“绝大多数观点看起来都是在无意识之间进入到新闻中……当新闻工作者将公民骚乱的参与者描绘成‘群氓’或‘乌合之众’，当他们消极地报道生活费用的上涨，或以讽刺的口吻描述青少年的行为，都是在表露观点，但他们可能对此浑然不知。此后，这些观点可能被抛弃、调和或转变为立场。”[13]无论明显还是隐晦，无论被受众拒绝、妥协或接受，新闻中的观点大都是事实和媒体反映和被反映的结果，这正是新闻指称性——隐晦意识形态的再现。
显然，新闻的指称性孕育了新闻的倾向性，政治新闻难以摆脱倾向的纠缠。英国学者布赖恩·麦克乃尔强调：“不管我们如何高估媒体反对现有政治体制的作用，我们不能忽视大众媒体（特别是报纸）确实具有政治倾向。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媒体在民主进程中的作用更为重要。我们已经看到在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报纸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人们也期待它这样做。”[14]英国学者约翰·埃尔德里奇也认为，“在实践中，我们的方法揭示了新闻具有‘倾向性’的内涵，媒体某些观点的重复、解释及被新闻工作者采用、强调，构成新闻过程的一部分。这还表现在材料的选择、突出主题与它们最后做出结论之间的联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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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倾向引起不同阶层的受众做出不同的判断，浸润着意识形态的两种因素，即重要新闻都有思想指向，不同受众对同一条新闻有不同的认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盖洛普的民意调查就指出：“（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判断某一媒体大多数的报道或一段时间内一贯的倾向性，这一结论有民意调查结果为证：中间立场的人认为媒体比较中立；人士则抱怨媒体太保守；而人士则认为媒体有左倾的干系。”[16]在美国学者贝内特看来，造成受众这种不同看法的原因是，重要新闻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倾向，很难做到中立和客观。“一是，即使媒体可以做到中立或客观，在一些问题上观点明确的公众也不会认可；二是，新闻中包含很强的意识形态，有观点的人一眼就能察觉出报道中的倾向，但他们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毫不动摇。”[17]
重要新闻，特别是政治新闻无一不带有意识形态，为此，美国詹姆斯·埃特玛（James Ettema）教授总结道：“新闻天然就是意识形态的，尽力使用实际的证据对事实作出判断。”[18]英国学者麦克奈尔则强调：“新闻获得理论家所称道的意识形态内容，新闻工作变得不是传播新闻，而是一种社会再生产，服务的对象不是社会整体，而是优势群体和阶层……这种媒体成为意识形态的生产者，代表少数精英对多数从属阶层的统治利益。”[19]新闻带有意识形态，但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每条新闻并不吐露系统的思想；新闻与信息相关，也不完全等于信息，它是最新的信息。新闻是在事实中潜伏意识形态的力量，是政治行为的一种形式，主要用事实发出号召、唤起人们的行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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