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确立的前提是文化自觉。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文化发展的趋势，对世界文化与本土文化进行深入的思考，从而正确认识当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文化自信是融入世界的基础和先决条件。
当年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时，他希望人们借此进行哲学上的反思：我们为什么这样活着？这样生活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
自信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自我提升的道路远未到头。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的是耐心，需要的是探寻，需要的是一种开放的心态。
近日，河南省政府出台新规定，禁止使用外国人名和地名做地名。其中包括宾馆、商场、写字楼等大型建筑物及居民住宅。颁布这条禁令的原因是，近年来河南各地不断出现洋地名，例如曼哈顿广场、威尼斯、加州1885等等。
其实近些年中国各地取洋地名，甚至抄袭洋建筑的风气泛滥。学者、公众多认为，洋地名、洋建筑的泛滥折射出我国传统文化式微和文化自信的不足。此次河南禁令一出，引来一片哗然，有叫好的，也有质疑的。质疑者除了对权力干预表示反感外，也提出了靠“禁令”能解决问题的根本文化自信不足的困境吗？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看来：“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来源于大众的文化成熟，在成熟的过程中，需要开放的文化心态。”
对这场地名的风波，一位评论者的质疑颇为中肯：考察世界各国的洋地名可以发现，洋地名出现的最关键原因是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主动学习，“洋”不“洋”其实不重要，关键是“强”不“强”。
台湾诗人余光中当年曾说：当你的女友改名为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现在情形已经改变：当女友改名叫小蛮，你又能否写出一首《虞美人》送她呢？
用在地名上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位评论者表示，即使我们不用洋地名，我们现在又剩下多少好听的富有中国味道的新地名呢？
除了拿地名开刀外，相关部门更责怪起英语学习来：今年9月初，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在微博上倡议，取消小学英语课，增加国学教育。不久前出台的北京市中高考改革方案在强化语文考试的同时，弱化了英语考试。
一部美国电影中的一个插曲让人印象深刻：剧中一个角色买了一套中国制造的大型居家用品，这套产品需要自行组装，而附带的英文说明书的英文水平实在太差，根本不知所云，于是在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劳而无功后，剧中人颓丧地面对满地零件说：“靠这样的说明书，中国人怎么能征服世界呢？”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是徐志摩诗作《再别康桥》的最后两句。在这两句中，徐志摩表达出了中国式的洒脱与淡定，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地名叫康桥（剑桥）还是叫二十四桥，真的这么重要吗？关键是我们还能写出这样的中国韵味吗？
二次大战期间流亡到美国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曾有句名言：“凡我在处，就是德国。”对此，前面提到那位评论者表示，与其纠结洋地名乱象，不如安安静静到河南曼哈顿广场读几页《诗经》，沉下心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对于文化自觉，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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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只有在认识和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在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的守则。
因此，很多学者在探讨文化自信的树立时强调：文化自信本质上是对文化生命力的信念、信心，增强文化自信需要我们有对历史传统文化、民族民间文化、当代中国文化的理性审视，对世界历史文化、异域民族文化、现代文明成果的包容借鉴。因此，“拒绝也是一种不自信、不自觉的表现”。
接纳、包容，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优势，从汉代起，中国古诗词中使用外来语的例子就没有停止过。甚至在中国文化鼎盛的盛唐时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作品中，也多出现外来词汇，在《新乐府阴山道》中，他写道：“阴山道，阴山道，纥逻敦肥水泉好”“纥逻”是突厥语，指玄黑色或青色，“敦”也是突厥语，指草地。
在探讨当今国人文化自信不足的问题上，“我们与传统割离得太久”是很多学者的共识。中国社科院教授白庚胜曾回忆说：“小时候流行破四旧把那些充满美感的文化产品搞成没有美术、没有音乐的状态。”
几十年前，“文革”中强迫国人与传统割离。如今，暴露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再以政令的方式进行扭转，是否真的是解决之道呢？
当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时，他希望人们借此进行哲学上的反思：我们为什么这样活着？这样生活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
张颐武不久前在微博上写道，如今中国的情形，“很像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时期美国人精神上对欧洲的仰慕。当时美国实力已不得了，但精神上并无自信，不少知识人不喜欢美国本土状况”。
“文化自信的建立，是民族在发展中必然经历的历史进程。”在采访中张颐武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目前我们正处在文化自信心的低谷阶段，这种低谷是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不能完全同步的必然结果，如今我们所经历的阶段也很像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
文化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参照，中国正处在需要参照系的发展阶段，因此，“更早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一方面给了我们很多经验与借鉴，另一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为什么我们有钱了，却还不具备那种品味与优雅呢？因此，国人文化不自信的问题，也显得尤其严峻。”张颐武表示。
在如何才能提升文化自信的问题上，张颐武认为，树立一个民族文化自信很大程度上要靠精英文化的发展，和费孝通的哲学命题相似，张颐武解释说：“精英文化可以为一个民族的发展提供价值、愿景，这是自信的基础，目前我们的关键问题是精英文化没有找到方向。”
对未来，张颐武表示出了很大的信心：“在重新树立文化自信上，我们应该看到，我们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我们有着颇为理想的文化基础。”
首先，我们的大众文化近几年发展状况良好，在华语文化圈中，起到了引领作用，从文化发展的进程看，精英文化滞后于大众文化，是正常的发展秩序。第二，我们有五千年灿烂的传统文化，有待于更好地发掘。此外，中国近代100多年的苦难与奋斗的历程，也为我们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三者创造性地整合，将成为精英文化的发展力量。
“自信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自我提升的道路远未到头，因此，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的是耐心，需要的是探寻，需要的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张颐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