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艺术样式，都有历史传承的脉络能够追循，都有前人的创造可以慧泽，都有传统的根基需要依靠。因此，继承传统是艺术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一切艺术都是极具个性化的，都是创造性的产物，都是处在不断嬗变升华的动态过程中。可以说，创新是艺术生命之树常青的源泉。
古典家具，是五千年中华文化中，与古青铜器、古陶瓷和古书画并列为四大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载体。
当前，古典工艺家具制造业已达年产值近400亿的规模。如何看待传统家具的继承和发展？古典家具制造如何才能既要坚实的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又不囿于前人的樊篱而有所创新发展，为古典家具的复兴带来新的活力？
笔者以为，继承与创新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两者互相依存，不可分割。应该珍重传统、关注现实，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古典家具历史源远流长。自汉唐经宋元而至明清，1800年浩浩煌煌。而明嘉靖至清乾隆这二、三百年间，是古典家具发展的顶峰期，明清硬木家具至此成为国之瑰宝。
明式家具造型简洁婉约、典雅质朴。线条明丽流畅，极具美感。比例适度和谐，体现了完美的尺度和人体力学结构。不事雕琢，，装饰洗练，充分利用和展示了优质硬木的质地、色泽和纹理的自然美。工艺精致，合理、巧妙的榫卯结构和独到的光素法加工工艺，使家具格外显得隽永、纯朴、古雅、大方。明式家具发端于经济发达、人文荟萃的江南，传统文化讲究平和内敛，“心如朗月连天净，性似寒潭彻底清”的文人情怀，在家具上的审美体现就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另外，明代好老庄之说，明式家具尊崇“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追求格调自在，意境高远，在含蓄内敛中给人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体现了道家“无为”的境界，这是明式家具可言而不可言尽的独特气质风韵。明式家具追求简约、自然的美感，装饰无多恰到好处，可谓“少一分则寡味，多一分则繁缛”。明式家具以其浓郁的文人气质而独步天下，世称“文人家具”。
清代是中国皇权制度登峰造极时期。清式家具工艺上基本沿袭了明式家具的技法，但风格上有了很大的改变。总体上清式家具用料奢靡，工艺精良，雕饰繁缛，风格新奇华彩、富丽堂皇。工艺上可说是达到“精雕细嵌绝天巧，运意摹神奇画格”的境地。这与康雍乾三朝所处的历史时期有关：清廷以满人入关君临天下，威仪凝重的家具风格与统治者希望江山永固的心态极为吻合；康乾盛世给好大喜功的皇家贵族提供了经济条件，彰显富贵的心理在家具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清前期正值西方巴洛克、洛可可风格艺术之风盛行，那种华丽丰繁的装饰风格与清廷的审美喜好一拍即合。清式家具创造出“大内紫檀工”、“乾隆工”，清宫的紫檀家具是突出的代表，世称清式家具为“皇室家具”。
以上谈及的明清硬木家具蕴含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审美取向、设计理念、工艺特色、装饰风格等，就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优良传统，是我们继往开来、传承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面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家具文化传统和精湛的工艺流传，我们必须怀“高山仰止”之心，仰望老祖宗遗留下来的这一丰厚的历史遗产，恭敬有加，好学敏求，先努力当好学生。
古典家具从清中晚期开始因国力不济而走向衰退，之后有近百年时间陷入沉寂，上世纪80年代始迎来复兴的曙光。这漫长的历史曲折和中断，使我们几代人对古典家具疏于了解，知之甚少，这必然给我们振兴古典家具业之路增加了难度。现在包括相当一段时间内，恐怕还不是我们有能力、有资格俯视老祖宗的时候。先恭恭敬敬、兢兢业业的努力去缩短与老祖宗的距离吧，在历史和时间老人面前，我们还是小孩子，先一步一步学走路，把它走好。
王世襄先生对做好明式家具有三点叮嘱：一要沉静，不能浮躁。现在做家具的太浮躁了。二要讲究明式家具的榫卯结构的精到，讲究线脚侧分的度的把握，这是独特的工艺。三是要有气韵，给人艺术享受，这是最重要的。
王先生特别在意的古家具气韵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家具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不妨回顾一件往事。1995年，王世襄的江南友人郭先生到京造访，得知王老已将长年使用的那张明代紫檀大画案交由上海博物馆收藏，执意将一块重近一吨的花梨木大板送与王老，粗算可打造一件案面长近三米、宽近一米的俗称“一块玉”的独板大画案。由王先生构思设计，原则有四：一、如此大器，必须制成方便拆装、搬动的；二、结构要考究，要经得起时间考验；三、造型要与木料的色泽、质感协调一致；四、既要古朴庄重，又要个性鲜明，富有时代感。随后由田家青着人操斧运斤，王老参与揣摹、推敲，具体制作不完全依赖图纸，“跟着感觉走”，是一个现场边做边试的再创造、再完善过程。大案采用活插结构，全靠榫卯“斗”合，仅由五个部件构成，一块独板大案面、两个腿足组件腿足与横枨之间采用勾挂榫、两个长牙子以夹头榫的方式嵌入腿足，落实后四平八稳。最后用传统搓草(节节草)打磨抛光，施蜡干擦硬亮。完成后，色泽金黄、四腿八扎的庞然大案显得格外沉穆、质朴。王先生很是满意，兴奋之余，特作案铭，请荣宝斋傅稼生先生镌刻于牙子的正面。铭文颇有意味，正文如下：“大木为案，损益明断，椎凿运斤，乃陈吾屋。庞然浑然，鲸背象足。世好妍华，我耽拙朴。”其中“鲸背象足”之句，生动地形容了案子的造型，为庞然大案制作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典范。点睛之句为“世好妍华，我耽拙朴”，言简意赅地表达了王先生的艺术审美观和清静儒雅的精神境界。此大画案形神皆俱地呈现了明式家具自然质朴、天人合一的法度，又体现了古典家具汲菁取华、为我所用的包容。多年里，大案一直在王先生书房中陪伴着老人著书立说、挥毫泼墨，《锦灰堆》、《自珍集》等旷世之作，都在此伏案而成。大案鲸背象足的造型，拙朴、沉静的气韵，引得前来造访的中外宾朋流连摩挲，品赏不已，俨然成为令人瞩目的室内一景。
由此我们可以感悟到，家具的最高境界应该像人一样有个性。有什么样的人品、修养，就会做出什么样的家具来。“世好妍华，我耽拙朴”，就是王世襄先生赋予这具大画案的鲜明个性，它融入了王先生特有的思想品味和审美情趣，展现了这位世纪老人的胸襟、学养和为人的精神境界。
同时，也让我们强烈的感受到，王先生对传统的极为尊重，对明式家具造型、工艺的极为赏识，对古典家具自然、拙朴的艺术气韵极为用心的追求。
作为一代名家的王世襄先生，不仅为中国古典家具的复兴留下了鸿篇巨著，他为古典工艺家具的继承与创新所做的实践，也给我们以十分宝贵的启示。
家具首先是生活实用器，它与家居文化和生活习俗息息相关。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发展，当今人们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守护欣赏古典家具永恒价值的同时，需要审视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变化，需要关注开放世界中多元文化的影响融合，需要在古典家具上承载现代人的思想和情感。
清人赵翼说到：“不创前未有，焉传后无穷”。古人在诗词中也尽情讴歌了鼎新事物，如“删繁就简三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可见鼎故革新是古今相通的道理。
我国的起居方式和家具文化，可以从坐姿和坐具的演变看出分野，划分出席地坐和垂足坐两大时期，至宋代垂足高型坐具基本定型，到明代而呈放异彩，清代延续了发展。这其中有一组坐具形态变化之间的相互联系，颇能反映出古人思维、文化的推进和家具制作的创新，这就是胡床－交椅－圈椅。
胡床，又称交床、绳床，由八根木棍组成，坐面为棕绳或皮革联结，可折叠，方便携带使用，应是从游牧民族传到中原的。《后汉书o五行志》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可见至少在东汉年间，胡床就已经盛行了。至唐，这胡床仍是当家坐具。李白《静夜思》中的“床前明月光”自不待说，还有《长干行》中的“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以及杜甫《树间》中的“几回沾叶露，乘月坐胡床。”还有白居易《咏兴》中的“池上有小舟，舟中有胡床。床前有新酒，独酌还独尝。”这些诗词中的床或胡床，就是今天仍在使用并称为“马扎”的坐具，从东汉至唐代，胡床作为重要坐具盛行了近千年。之后，胡床逐渐被称为交杌，虽地位难与昔比，但至今仍为受人喜欢的小型便携坐具。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微博)制作了精致的仿古交杌供游客选购。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旧藏有一件明紫檀交杌，制作十分考究。
但胡床毕竟简陋，低垂坐，又不能倚不能靠，到北宋时发生了重大变革，就是把胡床拉高、放大，并创造性的增设了靠背，有直后背和圆后背两种，尊贵者为圆后背连带弧型扶手，这样成为垂足高型坐具，又可以舒服倚靠，于是交椅就在胡床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了。交椅型制特殊，既可折叠便携外出，又可正襟危坐登大雅之堂。宋画《春游晚归图》，就描绘一大户人家率仆携交椅等用具归来的图景。当时能使用交椅的皆非等闲之辈，非富即贵，连皇帝外出郊游、狩猎也常备交椅随侍。交椅更是地位权势的象征，常言谓“第一把交椅”，说的就是老大才能坐的位子。梁山好汉轰轰烈烈打拼，最后就是一百单八将排座次，也就是看谁坐第几把交椅。
但交椅在风光中也尽显其不够牢靠、有失风雅的一面。宋代著名诗人杨万里在《诚斋诗话》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苏东坡有一回路过润州(今江苏镇江)，当地父母官宴请后留歌伎继续表演，现场气氛热烈，但发生了戏剧性一幕，正开心之时，交椅“遂折，东坡堕地。”可谓大煞风景。于是，圈椅又应运而生，此后交椅逐渐淡出庄重场所，更多的是作为休闲坐具使用。
圈椅的雏形出现在唐晚期，至宋基本成型，明代中晚期成为最广泛使用的经典椅式之一，至今仍盛行不衰。圈椅将交椅十字交叉的椅脚改为四腿直落，两条后腿透过坐面与一顺而下的靠背扶手连接支撑，扶手两端有立枨(鹅脖、联邦棍)与坐面连接，十分牢靠舒适。黄花梨透雕麒麟纹靠背圈椅为明制佳器。紫檀有束腰带托泥多处透雕装饰的圈椅，当为清初宫廷制品，此种圈椅亦称皇宫椅。
古典家具的理念、型制、工艺、用途的不断变化更新，说明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令人赞叹不已的传世经典之作，都是前人顺应社会发展和生活需要，对家具进行不断的变革改进中，点点滴滴逐步演进完善才最终成就的。可以说每一件都是在继承前人智慧的基础上，融入了时新的个性，既是仿古师古遵古的过程，也是一个再创造、再完善的过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品类众多，异彩纷呈。诸如古建筑、书画、陶瓷、雕刻、玉石、珐琅、编织等等，这些文化艺术形式或工艺美术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审美观念、表现风格、装饰手法、纹理图案，同样可以运用到家具的设计制作上。明式家具的简洁婉约，与古书画、古陶瓷的疏简清雅的气韵一脉相承。清式宫廷家具大量借鉴其他工艺美术作品上的装饰风格和手法，使用了漆、金、银、铜、玉石、珊瑚、牙角、珐琅器、百宝嵌等不同质地装饰材料，描绘镶嵌出各式各样的精美图案，龙凤兽禽、山海云石、花果虫鱼、人物故事等等应有尽有。在故宫(微博)博物院咸福宫内陈设有一套乾隆时期的紫檀屏风宝座，屏风帽子上雕刻着具有巴洛克风格的西番莲花纹，屏心上则雕刻着中国传统的山水人物纹饰，将中西方不同的装饰风格用到一起，颇有创意。乾隆一朝是清廷家具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奢华繁缛虽遭异议，但清中前期的宫廷紫檀家具毕竟形成了一套别具风格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在中国古家具史上占有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一席之位。
发展是在继承前人、借鉴他山之石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创作出具有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特点和语言的古典式样家具，以利于推进传统家具的复兴，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有人将带某些创意的古典工艺家具称为“新古典家具”，笔者不敢苟同，因为一种新的艺术式样的出现，绝不是一蹴而就那么简单。
田家青先生在明式家具的经典式样上，精心做了一些创意变动，显得更流畅清丽一些，受到好评和市场的欢迎。业内一些有识之士也以严谨的态度和创造的激情，对古典式样家具的设计制作做了有益的尝试。联想到活跃在十九、二十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派的家具作品，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如亨利o维尔德、罗斯o霍夫曼、格里特o里特韦尔、密斯o凡德罗等，以中国明式的圈椅、四出头官帽椅、灯挂椅、交躺椅、方桌等为参照器，设计制作出相应的实木家具，这些展品在明式家具的形神中透出现代的流动感，显得灵动洒脱。
明式家具的艺术表现手法能否更多彩一些？清式家具如何更注重实用性和人性化设计？古典工艺家具制作如何更珍惜贵木和广泛选择用材？怎样更好的使用不同材料的组合应用增加古典家具的现代感？如何让现作古典家具既能入寻常百姓家也能登上拍卖场？等等，值得我们去探讨。
当然，从传统和实际出发，而不是急功近利、凭空臆造，这是我们面对继承与创新这个课题时，应该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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