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第一次运用兽皮或植物来遮挡身体时，服装的概念便产生了。关于服装的起源存在着几类学说，有御寒说、遮羞说、本能说等，无论我们赞成哪种学说，都不得不承认，服装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满足了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求。在旧石器时代末期，编织技术就已经产生了。考古学家在格鲁吉亚的一个山洞中发现了最为古老的亚麻织物——距今约3.8万年的野生亚麻纤维碎片，有搓绳和染色的痕迹。而在距今约1.8万年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用于缝制衣物的骨针和141件穿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可以用动物的皮毛缝制简单的衣服。在墨西哥的一处古老洞穴中存放着距今约7000年、也是目前所发现年代最早的棉花织物的实物，这些布料碎片放置于一个陶罐当中，是由野生棉花、动物皮毛和羽毛混合编织而成。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制衣技术逐渐完善，世界上不同地域的古老文明形成了与社会和自然环境相适宜的服装形式。
亚麻可以说是人类最早使用的植物纤维，也是最早用于制作服装的材料之一。在人类发展史上，大量种植亚麻并使其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古埃及文明。在一万年以前，古埃及人就在尼罗河的河谷地带种植和驯化亚麻。吸水性强、散热快、张力强且柔软的特性，使得亚麻在炎热的古埃及成为最佳的服装面料。在公元前约5400年，随着织布机的出现，这里的织制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古埃及文明遗留下的丰富的人物壁画和雕塑向我们展示出古埃及人劳作时的服装样貌，从中还可以感受到法老华丽的着装风格。
在公元前约2600年的埃及古王国时代，男子的形象表现为上身一般不着衣物，下身穿腰衣，形式类似于系于胯上的短裙，被称为罗印・克罗斯、腰衣或胯裙。腰衣在古王国时期前就已产生，是延续时间最长且不分阶层的一种服装样式。早期的腰衣长度均在膝盖以上，形式朴素，风格简洁。发展至后期,社会等级较高的男子所穿的腰衣长度可达脚踝。社会地位较低的人通常穿着单一横向缠绕的布料，而王者则选择条纹图案较为复杂的布料进行缠绕。腰衣的穿着方式包括缠裹后系上腰带、覆盖在腰部，以及通过带子斜挂于肩上。上层阶级常常涂抹上糨糊使布料形成密集的直线褶，腰衣前部可能还加上一个正三角形，上面饰有图案，以展现男性的权威。法老腰衣的前部系镶嵌宝石和金银的三角形裆布，腰间系精美的腰带，作为王权的象征。
古埃及女子则普遍身着紧身连衣裙，称为丘尼克，是一种长至脚踝的高腰紧身直筒亚麻裙。穿着时会用一条或两条宽肩带吊在肩上，为了方便劳作，裙子一般布满褶裥。褶纹衣是在第十八王朝之后出现的一种较为宽松的装束，有许多垂褶是其主要特征。其中包缠式的褶纹衣也被称为卷衣，属于一种绕体的穿着方式。这种装束采用一块长方形的布缠绕披挂在身上，短边的长度通常为从腋下到脚踝的距离，形成垂褶的效果，男女均可穿戴，但在女性中较为流行。这种自然地缠裹装束方便且灵活，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松紧度，并形成许多下垂的褶纹。
古埃及是世界上最早制作和佩戴假发、假须的文明。由于气候炎热，毛发浓密容易流汗和生虱子，古埃及人十分注重卫生和健康，因此不论男女都会将头发剪至最短或全部剃光，佩戴上假发。古埃及人的假发是通过在真人头发中混合植物纤维制成的。此外，假发的造型多样，包括直发、各种卷发和烫发，以及各种小辫子等。假发的长短和形状通常被用来区分社会阶级。一般而言，社会地位越高的人戴的假发就越长，而头上的装饰品也越华丽。古埃及社会地位较高的男子通常不留胡须，但对胡须仍保有崇敬之情。他们会在正式场合佩戴假胡须，普通人的胡须很短，而法老王的胡须通常较长，底部呈方形，神明的假胡子则在尾部翘起。冠帽在古埃及社会中是阶级区隔的象征，一般的埃及人是不被允许戴冠帽的，法老和祭司则戴着不同的冠帽，这也象征着不同的身份和权力。
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古埃及的经济进入了繁荣期，穿着华丽的服装是人们炫耀自己富裕生活的主要方式之一。纺织技术的提高使亚麻布的纺织更加细腻，布料的通透感使人们选择穿着多层的亚麻服饰以增加服装的层次，还会佩戴彩色的腰带和披肩，以及珠宝和配饰。亚麻服装以白色调最为常见，由于亚麻染色较难，故以本色和白色为主，也配以蓝、黄、绿、红等小面积其他颜色使用。白色象征着神圣和光明，古埃及的祭司在举行仪式时要穿着白色或原色的亚麻服装。正由于白色亚麻具有神圣的精神属性，因此法老在离世后也要用白色的亚麻布包裹全身再进行安葬。地中海曾是古埃及和欧洲之间贸易的关键通道。在约4000年前，古埃及人经地中海将亚麻纺织品输送至古希腊，然后亚麻传入欧洲其他地中海沿岸国家，随后便在欧洲大陆传播开来。这些纺织品中还包括了一些奢侈品，如精致的亚麻和棉花织物。这些奢侈品是古埃及和欧洲之间贸易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方式，古埃及的纺织工艺和服饰影响了欧洲的时尚和生活方式。
在与古埃及隔地中海相望的两河流域，公元前约3500年的古巴比伦文明已形成了相当发达的畜牧业，那里的人们通过饲养绵羊来获取羊毛和皮革。羊毛是古巴比伦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商品，也是织制衣物的绝佳材料，羊毛衣物有保暖性强和弹性好的优点。古巴比伦北部的高原地区气候寒冷，人们用绵羊或山羊毛制成较厚的衣物，偶尔还会在羊毛中添加棉花等植物纤维。此外，还会佩戴帽子和手套来保暖。在西部的地中海沿岸，这里的气候夏季炎热，冬季温和多雨，人们的着装较为轻薄，以亚麻和棉质的面料为主。
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地中海东北部沿岸，出现了一个“穿衣自由”的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希腊人崇尚自然与和谐之美，追求强健的体格和健美的身姿。加之地中海气候温暖且湿润的特点，形成了古希腊简约、随意的着装风格——被称为“无形之形”的服装。古希腊人追求身体的自由和不受拘束，认为服装是人的附属物，作用在于展现人的形体并满足人的日常活动需要。我们可以从古希腊流传下来的雕塑作品中看到这个文化的传统服饰样貌，如著名的雅典娜雕塑、萨莫特雷斯的胜利之翼雕塑等。
古希腊服装的形制强调美化人的本体，特别注重突显人体的曲线。在面料的选择上，古希腊人通常使用以白色为主的毛织物和薄麻织物。服装的结构相对简单，通常由一块未经剪裁和缝合的矩形布料制成。这块布料通过披挂、缠绕，再用搭扣、别针以及腰带的固定，形成覆盖人体的服装。
古希腊人随意和自由的生活方式为服装造型带来了不确定性。他们将穿在内层的服装称为“希顿”，穿在外层的则称为“希玛申”。希顿的穿着不分性别，根据不同的穿着方式又分为多利安式和爱奥尼亚式。
多利安式是希顿先将矩形面料的长边向外翻折，翻折的长度大约为肩到腰部的距离。然后再把短边从腋下对折，侧缝一般不缝合，再从中间位置向两边各取一点置于肩上，用搭扣或别针前后固定在一起。最后把腰部的面料向上提拉，并用腰带进行固定，营造出宽松舒适感。当人穿着多利安式长裙行走时，长裙的摆动会使身体的线条若隐若现。爱奥尼亚式希顿是将一块矩形面料的长边对折，再把侧缝缝合。前后的面料上部中间留出领口，再从肩膀处向两侧用别针均匀地固定，末端留出两个袖口，形成袖子，腰部用腰带进行固定。这种类型的服装面料多采用麻类织物，衣褶多且细腻，整体效果柔和而优雅，受到女性的喜爱。希玛申是一种披风式的外衣，这类服装不分性别，穿着方法仍然是将一整块矩形面料搭挂在右肩，多余的布料从左腋下拉出到右肩膀，并使用搭扣或别针固定。希玛申可以作为外衣穿在希顿的外面，这一点在古希腊时期的黑绘和红绘陶瓶上有所体现。此外，希玛申还可以作为头巾使用，或者直接搭在肩膀上围住身体。总之，古希腊服装没有剪裁，服装的不同款式取决于一整块布料的穿着方法和呈现效果。
古罗马帝国建立后，在文化上继承了古希腊在哲学、文学、建筑以及服装等领域的文化财富。古罗马人的服饰在承袭了古希腊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古罗马的服装同古希腊一样，是对一整块布料的不同穿着方式，没有过多的剪裁，追求自然、简洁的风格。古罗马服装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罗马的兴衰。
托加是最能代表古罗马人身份的服装，因为只有拥有罗马市民权的人才可以穿着，它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衣服。早期托加是男女都普遍穿着的一种长袍，是由古希腊人的长外衣希玛申演变而来。面料一般采用羊毛织物，穿着后会从肩膀延伸至脚踝。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托加成为男性专有的服装，并逐渐被赋予礼服的属性。在古罗马的鼎盛时期，托加的长度甚至达到了六米，穿在身上显得厚重且臃肿。随着古罗马帝国的衰落，托加也失去了原有的光辉，它的尺寸被一再缩小，直至拜占庭时期成为一条宽约20厘米的带状物，到了公元7至8世纪逐渐消失。为了体现崇高与庄重，托加这类服装笨重、穿着复杂，几乎无法一个人独立完成。它冬季不能保暖，在夏季既沉重又闷热，并且束缚了人的活动，因此穿着的舒适度很低。
丘尼卡是由古希腊的爱奥尼亚式希顿演变而来，是用两块方形的羊毛织物或亚麻布在两侧和肩部缝合而成，会留有领口和袖口，腰部会用腰带固定。男性穿着时的长度到膝盖部位，女性则长达脚踝，它一般作为内衣穿在托加的里面。斯托拉是古希腊时期爱奥尼亚式希顿的延续，是一种已婚妇女的服饰。这类服装在面料的选择上十分丰富，有羊毛、亚麻和棉。随着中国丝绸的引入，一些社会等级较高的人会选择丝绸制作斯托拉。帕拉是女性穿着的一种礼仪性的服装，它的穿法与古希腊时期的希玛申相同，通常在左胸处用一个圆形的针饰固定。在古罗马人的审美观中，服饰是为了衬托出身体美而存在的。穿着后的布料向下自然垂落，形成丰富的衣褶，并随着人的活动而摇曳变化，勾勒出人体的线条。这种美是人体的真实美，而一块面料无论多么华贵，只有被人穿在身上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
与古希腊服饰不同的是，古罗马人注重用服饰来划分人的社会地位，甚至是职业，并且越往后期越发明显。古罗马服装的色彩也更为丰富，不同的服装色彩对应了不同的身份。如学识渊博的哲学家喜爱蓝色的长衣，医生象征生命的希望，常穿绿色的服饰，平民多穿着灰色和褐色的服装，贵族的服装多为红色和白色，乳白、靛蓝和紫色则是王权的象征。古罗马最崇尚紫色，紫色染料的提取也相当不易，是从地中海的贝壳中提取出来的，而最上等的紫色来自腓尼基的卷贝，提取之后便进行染色。
在此后的中世纪时期，拜占庭帝国的服饰基本上继承了古罗马帝国末期的服装样式。如长袖外衣达尔玛提卡，是由丘尼卡发展而来的。
在古代中国，典籍《吕氏春秋》《世本》中就提到了黄帝、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裳。在旧石器时代，已经形成了一种称之为部件式的衣物，这类衣物呈现为片状的动物皮毛或简单的植物纤维编织物。进入新石器时代，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原始踞织机的零件。江苏吴县草鞋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三块距今约4200年的葛布残片，这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织品实物。经鉴定这些葛布不同于普通的平纹麻布，是纬线起花的罗纹编织物，花纹有山形和菱形的斜纹，展现出高超的纺织技术。
在史前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先民已经掌握了复杂的纺织技术，并设计出了简洁的服装样式贯头衣和披单服。贯头衣的形制是将一整块布料对折，然后在中间挖一个洞，使头部穿过这个洞，最后用绳索在腰间系牢。这种服装形式没有袖子，是一种典型的无袖无扣的款式。在中国史前阶段，贯头衣广泛流行，对后世的服饰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华服饰最早的雏形。尽管在中原地区贯头衣逐渐式微，但它在一些西南少数民族中却得以完整保留，并作为特殊场合的礼服穿着。披单服的形制类似于披风，一般会用绳子固定在肩颈部位。
在文明的早期阶段，冠的重要性甚至要高于服装，冠与装饰品代表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冠服制度是中国最早的服饰制度，确立于夏商时期，周代得以完善。新石器时代所发现的有关人物形象的绘画、塑像很少，仅有的以人物为主体的艺术品中，更为常见的是表现人物的冠饰。在5500年前的凌家滩遗址中发现了6件玉人，玉人的外貌基本一致，脸为长方形，头戴一顶圆冠，冠饰有方格纹样，顶上饰小圆纽饰，从冠的后部延伸至颈部的位置，是横向的垂帘。人物双臂弯曲，手指自然张开并放置于胸前，每只手腕上饰有8个玉环。人物的腰间系有一条腰带，上面装饰有五个斜向条纹。此外，与玉人同时出土的还有用于占卜的玉龟和玉板。可以看出，小玉人就是主持宗教祭祀活动的祭司的形象。凌家滩遗址还发掘出一些造型小巧的冠饰，具有穿孔设计，方便佩戴并固定在额头上。这些冠饰不仅是精致的玉饰品，同时也象征着部族权力。半坡遗址出土了一件人面鱼纹彩陶盆，陶盆的内壁，用黑彩绘制了一组对称的人面鱼纹。这件彩陶盆是一种特殊的葬具，是儿童瓮棺上的棺盖。人物头部的装束非常独特，看起来像是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时佩戴的冠帽。这种形象展现了一种巫师的身份特征，因此一般认为这些图画象征着巫师在请求鱼神附体，以祈求夭折儿童的灵魂安宁。
“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在我国流传着黄帝的妻子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的古老神话。近年来郑州双槐树遗址和荥阳青台、汪沟遗址的丝绸实物等相关证据的发现，将这一美丽的神话传说照进了现实。在距今约5700年的仰韶文化中晚期，中原地区以双槐树聚落遗址为核心的古国迎来了发展的繁荣阶段，遗址内发现了一件牙雕家蚕，外形饱满做吐丝状。青台和汪沟遗址内的几座瓮棺葬内发现了目前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丝织品，表明这里的人们在5000年前就开始养蚕制丝。瓮棺内孩童的头骨与肢骨上附着有灰白色的炭化丝织物碎片。这一现象不禁让我们联想到那时的人们选择用宝贵的丝织品安葬亡童，寄托了父母对已故幼儿灵魂安宁、破茧重生的深情期盼。仰韶先民此时已经掌握了用多粒蚕茧抽丝合束以增强生丝韧性的技术，这种制丝方法是织帛的首要条件。青台遗址还发现了浅绛色罗纹丝织品，是目前发现时间最早且唯一带有色泽的丝织物，表明丝绸的炼染技术也已形成。丝绸有着比麻、棉、毛等天然纤维更为出色的特质，缫出的生丝不仅纤细而均匀，在长度、光泽度和韧性方面都更具优势。丝线织出的丝绸兼具散热和保暖的双重属性，触感柔软光滑且细腻，穿着的舒适度也更高。
古代中国用蚕丝将东方与世界连接起来。早在秦汉以前，丝绸就通过贸易的形式到达波斯、古罗马和古埃及等国家，成为那里不可多得的珍贵面料。到了西汉，丝绸之路沿着陆地与海上两条线路延伸开来，北线到达地中海沿岸国家，南线则途径印度到达中东地区，不仅促进了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还带动了当地丝织品的生产。丝绸作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为世界各地文明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服装的发展在文明的早期阶段就具有了开放性和传承性，随着不同地域间文化和贸易的交流，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服装和与之相关的技术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服装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身份、情感和思想的表达。穿着舒适、富有视觉美感的服装，以及赋予服装更多的精神文化内涵的制衣思想，在几千年前就已形成。早期服装中优秀的设计被现代服饰所借鉴，服装的历史记忆被唤起，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古埃及的桑达尔凉鞋，古希腊宽松的服装，古罗马的靴子等等。丝、麻、棉、毛的优良特性使其在千万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制作服装的最佳天然面料。pg电子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