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班是报纸生产的最后一道“安全阀”，在消灭稿件差错、提升办报水平、增强报纸公信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夜班编辑作为报纸的最后把关人，担负着修改稿件、发现差错、制作标题、设计版面等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职责，就是扮演好“啄木鸟”的角色，将集中到夜班的各种差错和问题及时“消灭”，牢牢守住版面安全底线。
在此，我着重结合夜班选稿用稿中的一些典型案例，以及自己以往采访调研的体会和感受，就军事新闻写作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常见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看法，供大家参考。
搞新闻的人都熟悉一句话，叫“政治家办报”。对于夜班编辑来说，坚持“政治家办报”首要的是提高自身政治素养。其实从源头上看，记者也好，新闻干事也好，都应当具备过硬的政治素养。
大家不要以为，我写的是基层的工作、官兵的生活，离政治很远，可以高枕无忧。事实上，哪怕是很细微的事、最基层的单位，考虑不周也可能引发重大政治问题。
2019年9月份，夜班收到编辑室发来的一篇快讯，内容是神仙湾边防连官兵自办连报《卫戍报》。从丰富官兵业余文化生活的角度看，这是一条好新闻，但当晚值班的社领导审阅完稿子，提出了3个问题：一是当前从军委到基层都在清理不必要的报刊种类，这一做法是否符合上级精神？二是2019年是基层减负年，各部队都在努力减少“五多”，连队办报有没有“五多”的嫌疑？三是这份连报名叫《卫戍报》，一眼看去很像是北京卫戍区办的报纸，会不会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一篇写基层连队的小稿，背后有那么多深远的政治考量，不亲身经历是很难想象的。但在夜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2019年7月初，《报》一版准备推出一篇关于援潜救生的头条稿件。当晚，有关编辑室领导向夜班建议推迟发稿，因为就在此前，某国刚刚发生一起深水潜航器事故，《报》在这个特殊时刻刊发头条，宣传我军援潜救生能力大幅提升，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联想和猜测。夜班领导经过认真考量后采纳了这个建议。
夜班编辑讲政治，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时刻想着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对表，与习主席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对表，与当前的中心工作对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因素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国际影响、宗教信仰、民族习惯、特殊群体，等等。只有脑子里始终绷紧政治这根弦，才能确保守住版面安全底线！
“文似看山不喜平”。写稿子要出新出彩，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跟风照抄照搬学“套路”，尽可能“不走寻常路”。
2018年初，中国军网记者到西藏一个边防连队，采写了一篇通讯《再见，抑或再也不见，你都是我铭刻在心的英雄》。这篇稿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从行文结构到语言风格，都没有套路化的陈腐气息，而是清新自然、真情流露。
这篇稿子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从北京到，3000多公里，我们坐飞机飞了5个小时。从到无名湖山脚，300多公里，我们开车走了3天。从无名湖山下连队到哨所，1公里，我们爬山爬了4个多小时。”3组距离和时间的对比，文字干净简练，却把无名湖哨所的远和高原边防的难展现得淋漓尽致。
结尾写得也很有味道：“再见，抑或再也不见，你们已经是我铭刻在心的英雄。我敬佩你们，不仅因为你们的信念和勇气，还有在尝尽边关风雪后，依旧能露出憨憨的笑，说一句：‘我在边防，挺好的！’”
除了写作手法上的不拘一格，更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在这篇稿子里，无论是作者自己还是边防官兵，都“不完美”。作者写自己一路上的各种狼狈、胆怯、流泪，写官兵爬山爬得太辛苦干脆给一处山坡起名叫“绝望坡”，等等。恰恰是这种“不完美”，让作者和官兵在文字中有了“烟火气”，反而变得可爱、可亲、可敬。
2014年新春走军营，《报》原记者部副主任郑蜀炎发回一篇特写：《三百六十五级台阶的期待》。稿子通篇没有一句套路化语言，但字里行间将官兵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篇稿子的开头，写得很有意思：“闽南大山深处，驻守着某旅一个高山雷达哨所。从山下到哨所的距离，恰好和一年的天数一样长：365级台阶。”结尾写的是：“今天俗称‘破五’，眼看春节假期就要结束了，他们还是没能在一起。登哨楼前，尚景丽一把拉住记者，啥也没说，只把一盒热腾腾的饺子塞到记者手上……”
稿子里还写了大量感人至深的细节，读来令人忍不住落泪。而在套路化的稿件中，你无法找到这种动人心弦的感觉。
在我看来，一篇稿子若是开头和结尾写出了味道，至少就成功了大半。大家在写稿过程中想要避免被“套路”套住，不妨多尝试几个方案，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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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跨过“套路”这道坎，我的建议是，尽可能多读精品力作、名家名作，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认真写作。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对新闻事实随意剪裁、嫁接、取舍、篡改的行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应该发生在军事新闻工作者身上。
几年前，我在夜班曾遇到过一起严重歪曲新闻事实的案例。原稿写的是一个省军区领导带领官兵救助遭遇车祸的地方群众，但有些细节交代得模糊不清。夜班从互联网上找到了地方媒体的报道，结果发现，真相是该省军区一位干事到机场接人，途中遇到一起车祸，于是立即投入救援，同时给领导打电话报告情况。等这位领导带人赶到现场的时候，救援已接近尾声，但新闻干事写稿的时候移花接木，把功劳全算到了领导头上。
有地方媒体作为参考，识别这种造假行为还相对容易，而对于一些专业性强的稿件，把关难度就大多了。
前几年，报社为了锻炼记者队伍，分批组织没有夜班经验的记者到夜班跟班学习。有一天，《报》一版刊发了一篇航母舰载机飞行训练的稿子，当月在夜班学习的记者对其中一个细节提出质疑，认为作者要么是不懂训练说外行话，要么就是为追求效果而造假。
由于这一细节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夜班其他人都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倾向于保持原文。但这名记者说自己现场观摩过舰载机训练，坚持认为这个细节描写存在问题，强烈建议修改。为稳妥起见，夜班打电话给海军训练部门负责人咨询，最终证实，这名记者的意见是对的。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并不能确定作者是因为不懂训练还是为追求效果造假，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当晚没有这名懂专业的记者跟班学习，这个差错可能就“溜”过去了。
造假之所以可怕、可恨，在于它损害的不仅仅是作者的名誉、信用和职业道德，还有我们这张报纸的金字招牌。打造金字招牌需要几代人接续奋斗，但要毁掉它，可能一篇假报道就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守住“真实”这条底线的极端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很多人觉得，总体情况属实，在某些细节上“微调”一下不算造假。比如：为了保持时效性，把时间往后推一点；表态的话让谁说都行；为了让先进典型的形象更加高大上，对其事迹进行“美容”甚至“整容”等等。
事实只有一个，“微调”也是造假，并无性质差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新闻工作者要靠业务立身，理应从源头上严格自我要求，切不可抱着侥幸心理“闯关”。
某单位一位新闻干事发表了一篇关于主题教育的稿子，上级机关领导读后，认为稿子里提到的一些教育方式值得推广，提议组织所属其他部队集体前去观摩取经。
消息传到这个部队，领导傻眼了。原来，这个部队搞主题教育虽然效果不错，但跟稿子里写的相比还是有差距，并且稿子里提到的一些教育活动，其实是新闻干事“妙笔生花”的结果，实际上并没有组织过。于是部队只能赶在上级机关观摩之前，把稿子里写到的教育活动组织了一遍。事后，这位新闻干事受到了严肃的处理。
有的同志认为，我们的报道大多是工作报道，又要求以正面宣传为主，适度的“吹”是不可避免的。其实，正面宣传与准确客观并不矛盾，比如，“取得巨大成就”与“取得积极进展”，都是正面描述，但给读者的感觉大不一样。所以，即便是主观描述，准确客观—至少相对客观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很多同志有一个疑惑：都说基层是新闻的源头活水，我身在基层，工作在一线，又是官兵的一员，为什么觉得没什么可写的？
2015年9月，我到浙江的一个部队采访，中午就餐时，该部副政委无意中说起一个现象，他当时正负责新兵入营和新训工作，发现新兵入营时，携带的行李普遍变轻了，往年大包小包、肩扛手提的现象几乎消失。
这个细节信息引起了我的兴趣。吃完饭，我立即联系该部新训骨干采访，在要闻版刊发了一篇头条稿件，标题就叫《新兵的行李为何变轻了》。
说到“脚板底下出新闻”，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军报记者的线年新春走军营，《报》驻西藏记者站站长郭丰宽跟随李素芝带领的医疗队，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报道。2月8日下午，编辑部按计划与郭丰宽联系，了解稿件采写进展，电话却迟迟没有人接听。过了很久，郭丰宽发来一条短信：“我们遭遇暴风雪围困，以每3小时1公里的速度在前进。风很大，雪厚，前进阻力大。请报告社领导，我们不知今天能不能冲出暴风雪，走几米就要下车挖雪。可谓寸步难行。请谅，稿子今天可能过不来。”
最终，经过漫长的等待，零时17分，郭丰宽发来短信：“经过10多个小时的努力，我们冲出暴风雪围困，午夜零时平安抵达狮泉河。”
那年的新春走军营活动结束后，报社召开总结大会，郭丰宽作为记者代表上台发言，第一句话就是：“我很幸运，今天还能活着向大家汇报。”一个常年在西藏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战风斗雪的老记者，说完这句话就流泪了。不夸张地说，这已经不是用脚板写新闻，而是用生命在写新闻了。
实践证明，真正有生命力的、能触动人心的稿子，靠坐在办公室“创作”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反复提倡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官兵中去的原因。
正面报道产生负面效应，最典型的就是各种“低级红”“高级黑”。很多报道不出现问题无人关注，一旦出现类似的情况，朋友圈里往往瞬间刷屏。这方面的教训很多。
“低级红”“高级黑”的负面舆情，容易出现在政治性较强的稿子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一般性工作报道就能高枕无忧。比如为了表扬成绩而暴露问题，就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2014年，我到空军某部采访。到部队的当天，该部宣传处的同志就告诉我们，他们刚刚在《报》二版发了篇头条稿，却因暴露了部队之前发生的一些问题，受到严肃批评。
我后来特意查阅了那篇报道，找出了问题所在：作者写稿时，为突出近期取得的工作成绩，将之前部队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列出来作对比，但在遣词用句上明显存在偏颇之处。
我并不认为宣传成绩就不能或者不应该讲问题，但这里面确实存在一个如何把握度的问题。一方面，很多问题的存在和发生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另一方面，即便写稿确实需要触及问题，如何定性定量也值得斟酌。尤其在全媒体时代，如何防范正常报道引发恶意炒作，是媒体人的必修课。
2019年7月份，夜班在设计版面时，为一篇主题教育的消息配了一篇言论。看稿的时候大家发现，消息的标题有“勇于自我革命”的表述，而言论的标题却是《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放在一起感觉不妥当，于是将言论的标题作了修改，避免引起负面解读。
正面报道产生负面效应，还有很多情况，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从我个人的体会来看，要防止正面报道产生负面效应，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是，学会站在报道对象的角度思考问题。比如，报道牺牲战友，应当照顾其亲人的感受；报道残疾人，应当考虑残疾人群体的用语禁忌；报道人物典型，应当考虑典型身边人的反映；等等。只有学会设身处地全面思考，才能将各种情况想得周全细致，将可能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